我与高岗结婚，毛泽东做媒。
身为江苏邳州之子的我，于1920年降临人世。我的父亲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县长职务，而我的二叔则是一位中共党员。二叔对我尤为疼爱，胜过父亲。在我考取徐州女子师范后，他时常抽空前来探望。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学子们踊跃投身抗日救国的浪潮中。我的二叔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若欲投身抗日救国事业，延安乃最佳去处。若你和同学们有此意愿，我愿请我方领导朱瑞为你们出具一封介绍信。”
带着朱瑞先生赐予林伯渠先生的亲笔介绍信，我随四位女同学一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。我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深造。在此期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内心始终渴望投身前线，为收复故土贡献自己的力量，然而，现实却总是无法如我所愿。
1939年秋季，我完成了中央党校的学习，步入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。他询问我：“你毕业后的工作意向如何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应：“我希望能和同学们一同奔赴前线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”面对我的回答，陈云并未直接回应，而是转而提问：“在中央党校期间，你对负责讲授党建课程的老师有印象吗？”我坦诚道：“并不熟悉，只记得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。”陈云微笑着说：“那位老师正是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，高岗同志。现在，我将安排你到他那里工作。”
我听了之后，心里一下子泄气了。不是去前线我挺不乐意；另外，我觉得给我们讲课的那个陕北人有点土气，我也不喜欢。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，这是党的纪律。我只得说：“我服从分配。”
我遂投身于边区党委秘书处的工作。一日黄昏，高岗步入我的居所，邀请我一同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。得知能一睹毛主席的风采，我内心激动不已。那时，我与高岗之间的交情尚浅。
抵达杨家岭后，毛泽东并未与高岗交谈，反而接连不断地询问我的籍贯、是何人介绍至延安，以及我的年龄。随后，他向我娓娓道来，高岗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，并提及高岗与刘志丹共同被誉为陕北人民的楷模，我们应当以他们为榜样。正因有他们的引领，我们才得以在长征路途结束后，有了一个安身的去处。
毛：“高岗的话你懂？”
我说：“听不懂。”
毛泽东曾言：“你如今被委以边区党委的工作，实乃佳选。务必向他虚心学习。日后，你们将共事共居，相信这段时光将会充满愉悦。”
闻言，我心中不禁一震，困惑于毛主席所提及我与高岗之间相处融洽、生活美满究竟作何解。
毛泽东留高岗和我在他家吃饭，桌上有一盘辣椒炒鸡蛋、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饭。我只顾埋头吃饭，也不敢夹菜，都是毛泽东不时给我夹菜。毛泽东对高岗说：“这个女同志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学生，跑到延安参加革命，你要好好培养她，爱护她。”
彼时我对高岗抱以敬意，然而我们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，我甚至对他怀有几分敬畏。于是，自离开杨家岭之后，我便将毛主席的教诲抛诸脑后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在某个夜晚不久之后，王明、王若飞、习仲勋等数人来访，邀请我参加一场晚会。起初我并无兴趣，但他们坚持要我出席，王若飞甚至亲自前来拽我。我预感到他们可能会拿我与高岗开玩笑，因此仍旧不愿前往。习仲勋便责问道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识大体？”
不敢坚持，遂随他们去。
踏入高岗的办公室，他们示意我坐在高岗身旁。王若飞言道：“今日，我们专程前来为高岗庆贺喜事。毛主席在杨家岭已邀请过你们二位，并对你们的联姻表示祝福，称其为幸福的结合。愿你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”
听闻此言，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滋味，对于婚姻的含义我一无所知，恐惧之感油然而生，几乎要泪流满面。
餐毕言散之际，他们便各自离去，高岗便携手将我送至住处的窑洞门前。直至彼时，我才忍不住痛哭失声。高岗深情地对我说：“自你我结为连理，我必倾心相待，视你如妹，悉心呵护与培育。”
那系1940年的元旦。当我与高岗步入婚姻的殿堂时，他已年满35岁，而我尚不足20岁。直至1954年8月17日，高岗不幸离世，我们共度了大约15年的美满时光。
高岗在延安主政两要事。
婚后，我与高岗一同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。有一次前往安塞，他并未选择住宿招待所，而是选择住在一位乡长的家中。在交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，两人便盘腿坐在热炕上，点燃了一杆长烟袋，乡长吸了一口，高岗便接过继续吸。我心中不禁暗自思忖：他为何如此不拘小节，不顾卫生呢？
后来我问高岗：你怎么不开会、不做报告，就这样听汇报就完了？他说：通过与他们在炕上交谈，才能掌握实际情况，这正是我们党的务实工作风格。
高岗待我甚是宽厚，使我找到了坚实的依靠。自从有了这个家，我亦深切体会到了家的温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他的畏惧逐渐转化为深深的敬意，我开始对他日常的生活起居产生了关心。而他那些英勇的革命故事，也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得知他曾与刘志丹、谢子长并肩作战，历经生死，成功创立了陕甘宁边区这一革命根据地。
高岗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及西北局书记要职。面对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，居民生活陷入困境。在政府紧急会议期间，一次雷击事件中，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不幸在会堂内遭雷击身亡。一位老农对此发表评论，质疑为何毛泽东未遭雷击。此言一出，延安公安处便将老农逮捕，指控其为反革命，准备处以枪决。高岗闻讯后表示，不能轻易杀人，他要亲自调查此事的缘由。
陕甘宁边区初具规模时，人口约150万。随着中央红军的进驻以及各地干部、青年纷纷涌入延安，人口激增至最多12万人。边区农民的救国公粮负担随之逐年加重，至1942年，陕北农民肩上的公粮重任已达20万担。边区地薄人稀，民众所种粮食往往不足以自给，因此对过重的征粮任务心生怨言，不时发出牢骚。
高岗向毛泽东详细禀报了情况，指出农民并非反对领袖，实则因负担过重而心生困顿。他进而建议，将救国公粮的征购量从二十万担降至十六万担，剩余的四万担缺口可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来弥补。他提议动员军队、民众以及党政干部共同开垦荒地，实行自力更生，以此减轻陕北农民的负担。毛泽东采纳了这一建议，那位老农也因此重获自由。高岗返程后，即刻着手制定生产计划，并亲自带头上山开垦荒地，延安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热潮。
高岗不仅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，更有效遏制了“抢救运动”的蔓延。
1942年，在中央的部署下，由康生领导的“抢救运动”展开，导致一万余人被错定为特务和奸细。延安的机关与学校随即进入“全面冲刺”状态，夜以继日地投入抢救工作。一时间，特务横行，人人自危，有的被迫至精神崩溃，有的则因受尽折磨而走上自杀之路。
这时，西北局机关一个公务员被打成日本特务，准备执行枪毙。高岗知道了，就去找毛泽东。他说，我不相信一个农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务，像这样“抢救”的话，谁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务、国民党特务，就再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了。
此刻，毛泽东亦深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遂对康生下达指令：即刻终止“抢救”行动，严禁继续斗争。毛泽东亲赴党校，鞠躬致歉，这才使得“抢救运动”逐渐平息。
毛泽东：你去东北，放心我的安全。
1945年，随着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的谈判最终破裂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亦随之发生转变。为此，中央政府于沈阳设立了东北局，并由彭真同志担任该局的书记一职。
毛泽东返抵延安后，便约高岗与张闻天进行交谈。他提出：“老高，你是否考虑暂时调离西北，前往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？你在陕北与刘志丹、谢子长一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丰富，而东北的形势更为严峻，日本殖民统治已久，匪患猖獗，气候严寒。你正值壮年，体魄强健，此次赴东北亦是对你的一次考验。至于西北，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安全，你大可放心，这里还有贺龙、林伯渠、徐向前等人的支持。你与张闻天同行，你二人一个擅长建立根据地，一个在党内理论方面造诣深厚，到了东北，前方有林彪、罗荣桓的协助，后方有你二人的支撑，我便可以安心了。”
高岗自杨家岭返程后，即刻召集西北局委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并指派习仲勋负责主持西北局机关的日常事务。
高岗与张闻天一同搭乘飞机奔赴东北，而我们这些家属则选择了陆路出行。历经曲折，我携幼子抵达哈尔滨南岗区的马家沟，高岗的住所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我并未在那里见到他。直至深夜，高岗才返家，他的模样让我几乎无法辨认。他头戴皮帽，身披羊皮大氅，足缠乌拉草，浑身裹着雪白，胡须凌乱，几乎与东北的胡子（土匪）无异。他未及脱衣便欲抱起孩子，吓得两个孩子惊慌失措，直往我怀中躲藏。我劝道：“你不妨先洗把脸，再来看孩子。他们几乎认不出你了，这可是他们的爸爸啊。”
在陕北，我有幸跟随高岗同志，目睹了他如何与民众建立联系，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宣传工作的。来到东北后，他依旧如此，与农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，向他们阐释党的政策。在东北，他们仅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便成功剿灭了八万余名土匪，农民们分得了土地，每户人家都拥有了耕畜，这一变革让东北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。我军兵力也因此激增至二十三万人，是初入东北时兵力的一倍有余。
1946年，东北局经历了一次重组，彭真被召回中央任职，林彪接任东北局书记，而高岗则担任副书记一职。林彪率军在前线奋勇作战，将妻子叶群与幼女留在家中。叶群偶尔前往前线探望林彪，便将女儿托付给了我照顾。林彪性格内向，不抽烟、不饮酒，在指挥战斗时尤其偏好食用炒黄豆，因此，女儿便被取名为“豆豆”。林彪对这位爱女疼爱备至。然而，后来林豆豆因父母间的问题而遭受了不少委屈，但她坚韧不拔，克服了重重困难。有空时，她便会来看望我，这份情谊至今未曾中断。
林彪执掌东北局大权后，对高岗深信不疑。在第一副书记罗荣桓因疾赴苏联疗养期间，林彪亲自率军征战前线，而后方事务则悉数委托给高岗打理。二人携手共进，合作无间，林彪时常在将领们面前感慨：“若无高岗的鼎力相助，我难以取得战场上的辉煌胜利。”
1948年，我随东北局一同抵达沈阳。随着东北地区的解放，林彪将军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挺进关内，投身战事。在此期间，高岗同志接替职务，担任东北局书记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以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。东北局也随之迁至沈阳办公。
随着四野的离去，他们的子弟无法随军征战，东北局遂作出决策，决定设立一所学校以培育这些孩子。张闻天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，委托我承担起这项重任。当时，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，加之缺乏办学经验，因此不敢应承。张闻天却鼓励道：“不懂可以学习。这项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学校就命名为第一育才学校。”在张闻天的指引下，我开始寻觅校址，并四处邀请师资。当我在北京搜寻师资时，有幸遇到了徐特立老先生，他听闻我欲办学，便为我引荐了众多优秀教师，并勉励我全力以赴。
1949年，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，育才学校应运而生。自1952年10月我告别学校以来，岁月如梭，已有多年。期间，诸多昔日育才的学子时常回访，他们的到来对我来说，无疑是莫大的慰藉。
彭德怀言道：“高麻子，我方今方真真切切地领略了你的聪慧与才干。”
1949年10月，高岗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，彼时他正值44岁盛年。即便身居国家副主席之位，高岗仍同时担任东北局党政军的领导重任。在接下来的三年间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实现了六倍的增长。
1950年，朝鲜战火燃起。彭德怀临危受命，肩负起志愿军司令的重任。高岗亦被委以重任，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。抵达沈阳后，彭德怀半开玩笑地对高岗说：“我来此向您这位地方首长报到。”
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献身的志愿军战士们，均被就地安葬。而对于那些受伤的勇士，他们被迅速从战火中抬出，送至鸭绿江畔，由后方进行接收。那时，我有幸投身于伤员的救治工作。然而，由于伤员众多，后方援助之力显得捉襟见肘。众多战士无奈地躺在江边，他们因未能及时得到救治，最终无奈地闭上了双眼。
昔日，我们寓居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宅邸，金日成与彭德怀时常莅临我家召开会议。高岗在沈阳特意为彭德怀预备了一处居所，然而他常在我家会议至深夜，疲惫之余，便在沙发上小憩。
彭德怀生活简单，炒个辣椒就能吃饭。但他脾气不好，在我们家，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，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：“他妈的！他妈的！你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给我滚下来！”我询问秘书：“彭总是在责骂何人？”秘书摇手回应：“我们无人敢问。”
1951年，随着抗美援朝战局的初步稳定，彭德怀元帅在归国述职途中途径我家，我们便留他共进晚餐。席间，彭德怀元帅评价道：“高麻子啊，我这才真正领略了你的聪慧与勤勉。你行事果断，且具备丰富的战争经验。”
彭德怀重返沈阳之际，在干部与群众面前屡次强调：“抗美援朝之战的胜利，高岗同志功不可没，洪学智同志亦贡献良多。”及至抵达北京，彭德怀依旧持此观点，尤其是在军委会的会议中，更是力荐高岗担任总参谋长的职位。然而，这些言论在日后却沦为彭德怀与高岗被诬指“阴谋反党”的所谓“罪证”。
在抗美援朝战争落幕之际，我随同高岗一同抵达了首都北京。初抵京城，毛泽东便命他入住中南海，然而高岗却表示，鉴于他频繁与计委同仁探讨工作，频繁往返中南海实为不便。毛泽东闻言，便提议为他寻一处更大的院落。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，我们一家便搬迁至了东交民巷8号，那处曾经是法国驻华使馆的院落。
初见这所宅邸，高岗心中不免生疑，觉得院落过于宽敞，以他现在的身份而言，居于此处似乎并不妥当。周恩来则坚定地回应，此处实难寻觅更佳之选，况且，这亦是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指示。
1953年，鉴于高岗事务繁重，家中无人照料，周恩来总理便劝我暂时放下工作，协助料理家务。高岗同志每日早晚都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，而周总理有时亦会亲自上门，与高岗同志商讨工作事宜。周总理对高岗同志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，担忧其因工作繁忙而疏于休息。为此，总理指示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至东交民巷8号举办舞会。我对此安排有所保留，曾向总理表达我的担忧，认为此举反而可能加重高岗同志的负担，使其难以得到真正的休息。总理却解释道，每周一次的舞会，既能让高岗同志换换脑筋，也能为他提供短暂的放松时光。
1954年，毛泽东主席莅临杭州，特地安排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三位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明确指示他们在会议中需进行自我批评。
在四中全会期间，高岗的自我审查未能通过。转眼之间，高岗位于东交民巷的居所外“车水马龙，恍若阴谋反党的指挥中心”，这一突变宣告了他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，而此时他抵达北京尚不足一年半。
2月15日，高岗出席了一场座谈会。座谈结束，他返家后并未进食，亦未安寝，只是独自抽烟，长时间伏案疾书。至2月17日，心中充满冤屈的高岗感到了申诉无望，他在留给周恩来一封托孤信后，企图开枪自尽，幸得身边的人及时制止。中央政府随即成立了“高岗管教组”，对他实施了严格的自由限制。高岗曾多次向我感叹，这样的生活不如死去，然而他却始终无法放下我和我的孩子们。
7月的尾声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领导约我至中南海进行谈话，那时我腹中已怀有五六个月的胎儿。抵达中南海后，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应前往医院接受手术，放弃孩子。高岗即将调离，你不宜再与他保持关系。你应该投身工作，为自己的未来谋划。”
与这位领导人的交谈让我心情愈发沉重。那个夜晚，高岗得知了真相，脸上露出了绝望之色。他含泪对我说：“我遭受了不白之冤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年纪轻轻便与我结为连理，共同孕育了几个孩子……请不要放弃他们，请不要离我而去。若未来生活陷入困境，就把孩子送到延安，让我妹妹来照顾他们。”
8月17日的清晨，我察觉到高岗的状况愈发异常，他无论怎么推都难以唤醒。我立刻命小女唤来秘书，并迅速拨通北京医院的电话。然而，医生迟迟未至，亦无人将高岗送往医院，我们就这样无助地等待着。我目睹着高岗的鼾声由响亮逐渐转为微弱，直至完全消失，直至生命的终结。那一年，高岗49岁，我34岁，而我的小儿子尚在母腹中。
在距高岗离世七个月之后，他及其同僚饶漱石，因被指控“图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”以及“组建反党联盟”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被定性为“反党集团”的重大案件。
林彪：无高岗，东北战不利
得知高岗不幸离世的消息时，毛泽东正身处杭州。据他的秘书叶子龙所述，主席闻讯后心情极为沉痛，言语稀少。他致电周恩来，明确指示要给予高岗以厚葬，选用上等棺木，并坚持土葬，拒绝火化。
毛泽东特别指示：高岗的子女应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照料，并确保他们由国家抚养成人；同时，需寻觅一处体面的四合院，并配备一名厨师和一名守门人，以便李力群能够带领孩子们居住。
高岗离世后的翌日，我便携带孩子搬离了东交民巷8号，搬迁至新街口的一座陈旧的四合院，几乎是一无所有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孩子降生后，我将那四个年长的孩子送至寄宿学校就读，自己则在家照顾幼子。由于家中没有暖气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孩子们便因寒冷而浑身颤抖，纷纷依偎在我的怀中寻求温暖。
迁入新居不久，一日，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同志突然造访，关切地询问我和孩子的生活状况，并询问我们是否遇到了什么生活上的难题。我好奇地询问他的身份，他却只是含笑不答，只提及有一位长者曾与我在沈阳共进过餐，且曾暂居于我家，是他委托我来此探询的。
我询问那是否是彭老总，对方果断地摆了摆手，只说知道便好。那时的彭老总亦正遭遇不幸，却仍不忘关怀我们一家，此事至今仍历历在目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曾目睹彭德怀被从四川抓回，头顶着纸糊的高帽，被捆绑于大卡车上，学生们对他拳打脚踢，致使他鼻血横飞。那一刻，我感同身受，心如刀割，痛苦得仿佛自己正遭受此般对待。生怕被人察觉，我只好悄悄溜进厕所，默默流泪。
1962年春季的一个清晨，单位人事部门忽然来电通知我即刻返回家中，声称有人正在寻找我。彼时，我心中既感惊愕，又充满忧虑，揣测着是否又遭遇了什么变故，担心自己是否会再次被拘禁。
行至家门，我目睹一辆红旗轿车静静驻扎，随即一位身影自车内走出，那是叶群。
重逢叶群，我既感惊讶又满心欢喜。我好奇地问她：“你怎会知晓我住在这里？”她回答道，是经由军队的途径得知的。她接着说：“101（林彪在东北战场时的代号）从杭州归来，让我接你和孩子们一同前往毛家湾，他想亲自见见你们。”得知有人如此挂念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抵达毛家湾林彪的寓所时，我们发现林彪正安坐于客厅的沙发上，静候我们的到来。林彪安排他的女儿陪伴我们两个孩童前往电影室观影，此举使得客厅中仅剩林彪本人、叶群以及我三人。
林彪问：老高怎死？
我说：吃多了安眠药。
林彪问：谁给高岗安眠药？
我言道：“那安眠药，是秘书每日分发给高岗的。若不给他安眠药，他恐怕难以入眠。”
林彪续言道：若非老高在东北后方奋力剿匪、推动土改、广泛动员民众支援前线，我难以赢得战场上的胜利，部队亦难以从数十万人膨胀至一百余万之众。
林彪问我生活情况，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，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、食油。我说：“林总，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去，主席和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备至。”
1959年，彭德怀受到批判，我被隔离了4个月，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。1962年下半年，习仲勋、贾拓夫被隔离审查，我又被软禁3个月，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。1971年“批林批孔”期间，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，就要联系上高岗，就要我交代问题？
不久，我遭到了下放的命运，被派遣至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所辖的“五七干校”参与劳动。
1971年，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两次派人将我接到北京，安排我进入科教组（原教育部更名为此）计划司任职。国庆节临近之际，我意外地收到了参加国庆宴会以及观摩天安门广场阅兵式的邀请。不久后，我荣幸地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紧接着，我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的委员。这一连串的政治生涯的晋升，使我享受到了显著的待遇提升。
身为一名平凡的共产党员，我未曾为党奉献过显赫的贡献，也从未曾料想自己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荣誉。作为高岗先生的遗孀，我深知自己承受了党的深厚关怀与爱护。这实则是对高岗同志数十年忠诚于党、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崇高评价。每当回想起这些，我心中既有悲伤也有喜悦，百感交杂，各种滋味交织在一起。尽管历经诸多苦难，我们一家人总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切。
1981年，我得以重返原定职级。至1987年，我选择离职并居家休养，期间按照副部长级的标准享受医疗及福利待遇。
高岗离世后，其骨灰安放于北京万安公墓。周恩来曾建议为其树立墓碑，并题字“高岗之墓”。然而，尽管碑石得以树立，却始终未曾镌刻文字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这块无字碑亦遭损毁，被人为砸成两段。直至2006年，在组织的批准下，子女们为父亲重新树立了一座墓碑，并镌刻上了高岗的名字。
多年来历经磨难，我始终不对任何人抱有怨恨，也不指责任何个体。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处世准则与为人之道。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，并非与我有何深仇大恨，他们只是在一时冲动下，未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。我明白高岗并非圣人，他也犯过错误，或许在他当时并未察觉。然而，作为后人，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些过失，以资警戒。正如我们党在历史上也曾遭遇过曲折，而现在正逐一纠正错误一样。
多年来，历经无数磨难，我从未将怨责加之于他人，亦无恨意深藏心底。毕竟，每个人皆有其独特的处世之道与为人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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